鲁迅为何骂中医是骗子

一

人的思想、观念总是很难超越历史的局限，即便伟大如鲁迅也难免。比如他对中医的看法，就显然太过于偏激了，误导了很多后人。因此，如果我们以为人一“伟大”，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，并奉为圭臬，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后果，甚至成为笑柄的。

庚子鼠年伊始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“折腾”得全中国乃至世界都不得安宁。遭罪的是染毒者，最辛苦的是那些超负荷诊疗病人的医护人员。

其中一位武汉民间“郎中”的境遇，也格外牵动世人的目光。因写此文时，此“剧”尚在持续播演中，此前的剧情人人皆知，此后的走向难以料测，故无须在这里赘述，也非本文主旨。但由此事牵出的另一个话题，倒是值得思考和探究，那就是西医和中医在当下中国的不同境遇。毋庸说，历经近百年的西风东渐，西医在当下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，中医几乎被挤压在一个逼仄的角落里苟延残喘；再加上近年来中药材因生态恶化而带来的质量问题，给中医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又撒了一层霜。

关于西医、中医孰优孰劣，从新媒体上读到很多文章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在下非医界中人，自然只有“吃瓜”的份。凭常识判断，可以说：西医治愈了很多病人，也治死了很多病人；中医治愈了很多病人，也治死了很多病人。西医也好，中医也好，都不是万能的，再高明的医生都不可能让人长生不死。如果秦始皇真的找到了这类仙丹神药，从而一直统治着这片土地，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。人类一个很难根除的思维误区是：把生命、健康的未来，都寄托于医术的发展上。

回到正题上来。前日在与一位文友因那位武汉“郎中”的境遇而交流对中医的看法时，他谈到了鲁迅对中医的过激之言，认为鲁迅全盘否定、诋毁中医是毫无道理的。文友的外公就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中医。这引发了我对鲁迅先生中医观探究的兴趣。我想探究的是，鲁迅的中医观是如何形成的？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他的中医观？

二

鲁迅的中医观，最具代表性的是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的一段话：“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……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43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11月版）这就等于把中医一棍子打死，“骗子”一词，也成了人们用来骂某些中医，尤其是民间郎中的一个“广谱”用语，虽然这并非皆与鲁迅的“骂”直接关联。鲁迅这里把“骗子”分成两类：“有意的”是明知毫无效用，非说成可以包治百病不可；“无意的”是指医术太差，自以为是对症下药，其实是让病人吃错了药。

1926年，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误诊并误割了一侧肾脏后，曾引发轩然大波，因此而掀起一场中西医之争的笔仗，卷入其中的有鲁迅、徐志摩、陈西滢等大名人。先是陈西滢发文，在《尽信医不如无医》中指责西医：“我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，同中医相比，也许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”，认为“有些病中医治要比西医好”。原本对西医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徐志摩，也调整了对西医的态度，撰文支持陈西滢：“我们对于协和的信仰，至少我个人的，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。”（转引自杨喆《梁启超晚年“血尿”病案研究》第18页、25页，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）鲁迅则在《马上日记》中反驳陈、徐的观点，表达对中医的看法：“中医，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，内科尤为独步，我可总是不相信。”“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之后，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，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‘仗义执言’。同时，‘中医了不得’也就应运而起；腰子有病，何不服黄蓍欤？什么有病，何不吃鹿茸欤？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。我曾忠告过G先生：你要开医院，万不可收留那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；治好了走出，没有人知道，死掉了抬出，就轰动一时了，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‘名流’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327页）

笔者在重读鲁迅的有关文章，以及他死后他人的一些回忆文章后发现，鲁迅之所以对中医如此痛恨，来自于两个因素：

一是童年时对父亲治病经历的记忆。在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437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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