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医叙述及其文化政治

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，“中医”有两层含义，一是“中国固有的医学”，一是“用中国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”。［1］前者是医学的学科门类，后者指医生群体，当然两者互相依存。本文研究对象所指 “中医”，是指小说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，即“中医生”或曰“中医师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本文所指“中医”这类人物形象，不仅是汉族身份之中医，亦包括少数民族用本民族医学治病的医生，如藏医、壮医、彝医等。

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载体与典型符号。如楼宇烈所言：“中医在实践的层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，它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。”［2］正是基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性，当作家意欲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思，或者寄寓民族国家焦虑、透视社会心理与时代症候时，“中医”便成为了一种工具性话语为作家所借用。本文单独将“中医”析出，作为一类人物形象来研究，也正是因为小说中的“中医”形象被赋予了复杂的价值蕴含与意义承担。这对于考察文学的叙述机制以及文学与时代政治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均具切片意义。事实上，从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，小说塑造“中医”形象，赋予其隐喻、象征功能，已然成为一种文学传统。

在此文学传统中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：从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，作家叙述“中医”形象的作品数量极少，在价值取向上以否定、批判居多。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尤其在21世纪，情形发生大逆转，当代作家对“中医”的文学想象蔚为大观。不但小说中设置“中医”类人物增多，而且以“中医”作为书写中心的作品亦激增，且价值取向层面全然为正面肯定，即便有个别反例，亦是为衬托某一“中医”作为中心人物的完美。究竟何以如此？本文以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中的“中医”形象作为考察对象，细察各类“中医”形象之特质，在此基础上，揭示其内蕴的本土化与全球化、同质化与差异性、被动客体与主体性意识、文化记忆与传统延续等文化政治维度。

一、现代的诱惑与中医批判书写

有关文学中的医生与疾病隐喻研究，成果已经繁多。（1）这里，只是从文学史的医学话语中，单独析出“中医”形象予以推阐，以呼应论文开头所作的判断，故这部分对“中医”形象的梳理，时间节点为五四新文学至当代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。

在前现代语境中，西医尚未传入中国，中国古代文学的医生形象皆为中医，如华佗（《三国演义》）、蒋竹山（《金瓶梅》），此时文学想象的“中医”，仅为人物所事之职业身份表达，无隐喻内涵；如有臧否，亦只是从道德层面评判，谓“良医”与“庸医”之别。即便到了晚清，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中的游方郎中形象，虽然开始寄托救治民族存亡危机的思考，但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春秋笔法”，无现代性视野下书写“中医”所隐喻的文化内涵。

如所周知，在五四新文化启蒙语境中，中国社会氛围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吁求，渴盼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。“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曾经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、疾病、卫生观念和行为，这个过程往往和政治局势、文化思潮、社会形态、民族国家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。 ”［3］本此而言，“西医”传入中国，确然是一个“现代性事件”。那么“中医”很自然地被视作守旧、腐朽的传统文化的象征体，不可避免地当作“现代性”逆向力量而被批判、否定。于是，西医代表着先进、文明、科学、现代性，中医代表着落后、愚昧与传统性，这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定见。梁漱溟、蔡元培、鲁迅等都发表过文章，对中医持否定与批判态度。

在启蒙立场的文学叙事中，作家视“中医”为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负面，乃是被批判、挞伐的对象，最典型者莫过于鲁迅。他在散文《父亲的病》中，以讽刺笔调叙述家乡绍兴两位中医要么漫天要价，要么故弄玄虚。所谓“名医”，在作者笔下是一幅贪财、昏庸、愚昧的丑陋嘴脸。小说《明天》的批判立场亦如是，中医何小仙是镇上唯一的“医生”，可实际上是装神弄鬼的骗子，他不但与卖药的贾家勾结骗取了单四嫂子的钱财，还以所谓的“保婴活命丸”，治死了单四嫂子唯一的儿子。在另一篇小说《兄弟》中，中医白问山的荒唐、愚昧嘴脸，尽露无遗。张沛君见弟发热，欲请西医诊治，但西医一时没找到，犹豫中请来白问山，通过诊脉、观察，白判之为“红斑痧”，即西医所说“猩红热”。张沛君求救治之法，白问山竟然回答要看府上的家运。鲁迅对中医的情感立场如此深恶，一方面与其成长经历相关，父亲曾被昏庸中医医死，而识得中医之荒唐与愚昧；另一方面与他的启蒙立场相关，由于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关联，“中医”自然被赋予了传统、封建的旧文化内涵，在五四启蒙的欧风美雨影响下，“中医”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之鹄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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